江城今日春已半丹心一片佑家国中央赴湖

▲4月8日，武汉“解封”后，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运行调节局电力处处长刘琼（左）去武汉汽车站调研。

4月8日零时起，武汉市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有序恢复对外交通。漫长冬日积蓄的生命力，终于为烂漫的春日献上了最好的礼物。这一天，是刘琼来武汉的第60天。

“如果不是身临其境，很难切身感受到‘封城’后，笼罩在城市上空的那种挥之不去的阴霾。”刘琼不时会想起，初到武汉时，那些晴好而又阴郁的日子。“整座城市就像睡着了一样。大家拼尽全力守护着她，每个人都是一束微光，微光汇聚微光，最终驱散阴霾。”

刘琼，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运行调节局电力处处长。从1月27日开始，在京的刘琼就开始投入紧张的物资供应保障工作，办公室里的行军床是他累了“充电”的地方。“当时，前线的医用防护物资最紧缺。委领导要求，在保障好生活物资供应的同时，全力以赴帮助医疗物资生产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增产扩能。”

2月7日，连续多日跟踪防护服生产情况的刘琼，受命前往武汉，驰援中央赴湖北指导组物资保障组的工作。“匆忙回家收拾行李，怕老人担心，便谎称自己继续睡办公室，回来拿点换洗衣物。”聊起出发前的“蹑手蹑脚”，刘琼莞尔而笑。“大概过了一个月，老人也猜到我来武汉了。我跟他们报平安，说前后做过两次核酸检测，一切正常，现在他们都放心了。”

“政府收储，

企业尽管开足马力生产”

经过2个多月的全力抗击，目前，我国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传播已经基本阻断。

3月31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在武汉举行新闻发布会称，4万多名援鄂医务人员无一人感染，最令人欣慰。“零感染”的背后，离不开医务人员严格落实防控措施，也离不开前线医疗物资统一调配和供应保障。

“医护救病人，我们的工作是保护‘救人的人’。”这是中央赴湖北指导组物资保障组组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连维良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武汉“封城”初期，确诊、疑似等数字高位持续增长，前线医疗物资供需之间的巨大缺口，让人“揪心”。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的部署，春节期间，经济运行调节局成立工作小分队，对国内医用防护物资情况进行了“摸底”。刘琼发现，一方面，是医用防护物资储备和产能的严重不足；另一方面，企业正值春节放假，复工复产也困难重重。

根据“摸底”的结果，储备方面，国家储备医用防护服只有1.5万件。产能方面，防护服的日产能只有8万件，其中，符合国标只有3万件；N95口罩日产能不足10万只。受春节因素的影响，企业员工都放假回家，很多企业很难招回工人。防护物资生产企业、原辅材料企业和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都在春节前清空库存、没有备品备货、停止接单。

“1月29日，全国防护服的日产量只有件~件，而当时仅武汉每天就需要10万件以上。”刘琼坦言，医用防护服、N95口罩等关键防护物资的短缺，成为当时医疗资源的突出“卡点”，严重制约医务人员对患者开展有效救治，也制约对各类病人的筛查和检测。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何立峰和党组成员、副主任连维良的指示，我们迅速和有关省市发展改革委采取措施，全力以赴帮助医疗物资生产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刘琼说，国内防护服有两大生产基地，一个在河南长垣，一个在湖北仙桃，这两大基地的防护服产量占到全国的一半以上。“大年初四，河南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红就直接去河南长垣，协调防护服企业复工复产。”

如何找到更多的医疗物资生产企业，尽快帮助企业复工复产？刘琼介绍说，“我们和产业司对接，找到国家药监局通过注册的企业目录名单。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经济运行调节局局长李云卿发动全国运行系统，在电网公司提供的疫情防控重点保供企业名单中，初步摸排出多家企业。”

委内的其他司局也根据分工，迅速行动起来。刘琼告诉中国改革报、改革网记者，财金司帮助协调解决企业复工流动资金短缺问题；就业司郭启民副司长帮助协调解决工人返岗难、熟练工人少等问题；投资司副司长吕文斌、产业司二级巡视员皮建华分别带队，现场协调解决天津泰达、山东俊富的原辅材料供应。体改司、产业司、经贸司等都负责联系部分重点省份。

针对医疗物资生产企业复工复产的难点和痛点，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6亿元专项资金支持其技术改造，第一批主要是支持防护服生产企业，第二批支持口罩生产企业等。紧接着，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又连续出台低息贷款、财政贴息和政府收储三份文件，鼓励企业增产增供和扩能转产。

2月3日，连维良副主任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提出，“疫情过后，富余的产量，政府将收储。只要符合标准，企业可以开足马力生产。”刘琼认为，在当时做出政府收储这一决策“很有魄力”，极大地解除了企业的后顾之忧。

2月6日~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起草《关于发挥政府储备作用支持应对疫情紧缺物资增产增供的通知》，抓紧会签财政部、工信部；同时，会签了财政部起草的《关于强化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财政资金支持的紧急通知》，几个文件一并上报国务院。

“李云卿局长、我和处里王海龙连续一周都没有回家。忙完文件的起草工作，我就接到前往武汉的命令。”2月7日晚，刘琼一行人从北京西站乘坐高铁前往此次疫情的重灾区。当天同时踏上赴汉列车的，有连维良副主任，体改司副司长万劲松、评督司副司长吴君杨、办公厅副处长吴丕达等同志。

“来武汉后，

每天都在诠释‘千方百计’”

2月7日，武汉“封城”的第16天，已经没有高铁可以抵汉。刘琼一行人乘坐的这趟列车，也是经过多方协调后，短暂地经停武汉站。

“在高铁上哪有什么时间焦虑或者担心，当时已经连续好多天，每天只睡不到4小时，上车后没多久就沉沉睡去了。”刘琼回忆说，当天晚上11点多醒来后，看到连维良副主任发的信息，在车上又汇报了去前线开展物资保供工作的准备情况。

“你一定想不到，到前线后，我们唯一不用担心的就是N95医用口罩的供应调配。”刘琼说，“国家的统筹调度和委里的强大支持是我们的坚强后盾。”

1月3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接到国务院命令，负责N95医用口罩调拨，随即扩大到全部医用口罩。按照何立峰主任的要求，委里很快就成立了工作专班，委副秘书长赵辰昕牵头，评督司、产业司、运行局、社会司等多个司局参与，建立统一管理统一调配机制，集中全国各渠道的资源，优先保湖北、保武汉。

为了打好后勤保障战，中央赴湖北指导组与湖北省、武汉市建立物资保障每日对接机制，每日调度，每日跟踪落实情况，每日解决个案问题，迅速扭转了医用物资保障的被动局面。

刘琼梳理出这样一条“时间线”——最开始，在医用防护物资总量不足的情况下，中央赴湖北指导组物资保障组每天统筹各渠道货源数量，细化分配方案，重点集中资源保障在前线的医护人员，医院当日需求不断档；到2月17日，就基本实现“紧平衡”，也就是“一天保一天”；到2月26日，已经基本实现“保3天”，即医院和各市州防护物资库存超过3天用量。每天的对接、调度、落实情况都要迅速形成日报信息，经保障组、省市指挥部三方4位领导签字，报送中央指导组和相关部门领导，一天都不落。

“来武汉后，大家每天都在用行动诠释什么叫‘千方百计’。”刘琼回忆说，加入物资保障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扩大不在注册范围内企业生产防护服的资质。他很清楚地记得，当时，具备防护服生产资质的企业只有60多家，而真正从事防护服生产的仅30来家。

2月8日，刘琼发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药监局，请他们协助安排工作人员前往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协调扩大企业生产资质。

让他感到振奋的是，各部门形成系统合力，最大限度压缩审批时间，快速释放产能。截至3月22日，全国医用一次性防护服生产企业数增至家，医用防护口罩生产企业数增至家，医用外科口罩生产企业数增至家，一次性医用口罩生产企业数增至家。

疫情暴发初期，防护服供不应求，企业复产增产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当时，得知很多医护人员为了节约防护服，工作时不敢喝水、不敢吃水分太多的食物，觉得很心酸，同时也给我们很大的压力。”刘琼说，为保证防护服供应，一方面，集中全国各渠道的资源优先保湖北、保武汉；另一方面，组织开展国际采购，利用海关进口信息，直接和货主联系，通过沟通协调，将进口的防护服等转供武汉。

他提到，为做好疫情防控进口物资调度工作，海关总署综合司组建工作专班，金海司长亲自参加，对全国进口医疗物资和医疗设备实行24小时监控。“最开始每隔2小时，就跟我们反馈一次报关信息。到后来，每隔6小时向我们提供一次医用防护服进口数量及去向清单。”

拿到这个清单，中央赴湖北指导组物资保障组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哪些地区、企业进口量比较大。“非常感动的是，当我们联系这些地区和企业，看能不能从中‘挤出’一部分支援湖北和武汉时，他们都非常支持。这些‘千方百计’调度来的、或许并不大的增量，对满足当时急需防护服起到了重要作用。”

刘琼告诉记者，中央赴湖北指导组物资保障组通过沟通协调，成功调度9批近20万件运往武汉。其中，上海市、沈阳市政府分别捐赠2万套防护服，三峡集团捐赠5万套防护服，复星集团捐赠1.7万套防护服，国家电网公司捐赠1万套防护服。

到3月15日，湖北省内生产已能够保障需求。在此之前，物资保障组累计协调供应医用防护服.7万件，隔离衣.8万件，医用N95口罩.7万只，医用外科口罩.4万只，一次性医用口罩.5万只，医用隔离眼罩面罩.6万个。

“超过3天才到的设备，

就不要再汇报了”

为了打好后勤保障战，物资保障组构建了“战时机制”。连维良副主任多次强调，要以“救人”为第一目标，以“快”为第一原则。他甚至明确要求，“超过3天才到的设备，就不要再汇报了。”

2月24日，医院反映医疗设备不足问题，连维良副主任在当晚对接会上强调“今夜无眠”——当天晚上，必须把现有存货统统配发出去，急需设备必须拿出解决方案，已订货的设备医院，以“到医院”为标准。

接到指令后，物资保障组每个成员连夜行动，配发的配发，送货的送货，联系订货的紧急联系，医院，了解医疗设备物资的数量、型号等需求，分头处理，医院需求。

到2月25日晚，前一天布置的所有工作都取得了明显进展。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当晚开对接会时，连维良副主任说，“今夜有眠，但必须满足八个条件”。于是，物资保障组的成员们又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这也只是物资保障组战时机制的一个缩影。

随着疫情的发展，救治设备供需矛盾也在不断变化。对于重症患者来说，呼吸机是至关重要的救命设备。刘琼说，2月上中旬，救治设备需求主要是负压救护车、呼吸机和心电监护仪；到2月下旬，医院和各市州提出，要求配备1万余台10种重点医疗设备需求，特别是中央指导组救治组急需大流量无创呼吸机、高流量呼吸湿化治疗仪、体外膜肺氧合机（ECMO）等高端医疗设备。

让刘琼历历在目的是，2月20日，武汉提出，需要30台正压呼吸器。从当天晚上11点接到任务，医院，前后只用了17个小时。“通过国家发展改革委值班室联系航天科技等企业，主动向军队询问，没想到真的有，对方支援5台设备，次日送达。”

5台设备远远不够，刘琼又在网上查找生产企业，找到一家南京的生产厂家，名为“泰克曼电子科技公司”。“让我们非常意外和感动的是，这家企业的老总凌晨1点开会，迅速组织生产，中午1点前，就将30台正压呼吸器拼好装箱，在民航和中国邮政的无缝对接下，30套正压呼吸器于下午3点送抵武汉，5点入库，当晚就送到医院。”

2月22日，武汉市又指定要30台飞利浦V60的大流量无创呼吸机。“要不是这次疫情，我都不知道呼吸机有‘无创’和‘有创’的区分，更不明白需求清单上的V60和其他型号有什么差别。”同组成员吴丕达正好有朋友供职于飞利浦中国公司，继而和飞利浦中国公司负责呼吸机部门负责人孙亮取得联系。

“从孙亮那里了解到，飞利浦T是最新款，也是功能最好最全的大流量无创呼吸机。在他帮助下，从已入关的物资中协调了10台，当晚从上海发出，2月23日下午3点通过中国邮政运抵武汉。”刘琼说。

几天后，中央赴湖北指导组救治组再次提出，需要台大流量呼吸机。物资保障组紧急联系建行、工行等银行，将已采购拟定向捐赠的台呼吸机转捐给中央指导组，“因为中央指导组救治组最清楚哪里最需要呼吸机”；同时，直接委托国药集团、中国医药健康公司两家央企，再紧急采购一批台。在海关总署、民航局、国航、中国邮政等通力合作下，台进口大流量无创呼吸机全程无时滞接力，及时送给中央指导组救治组，为危重病人抢救赢得宝贵时间。

除了快速反应机制，连维良副主任还提出超前备货机制，提前组织货源，不等需求。“接下来，大流量呼吸机想买也买不到了。如果当时没有迅速锁定货源，很多危重病人可能无法及时得到医治。”

刘琼还透露，所有医疗物资、医疗设备，他都一个一个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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