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物安全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生物世界的不确定性及其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风险造成了人类特定的生存性焦虑与本体性恐惧。微生物的“非传统占争”，生物入侵导致的“非常规灾害”，传染性疾病造成的“非常态危机”，生物实验带来的“非常态风险”，生物战开启的“非传统战争”，以及生物恐怖形成的“社会性恐慌”等，制造了生物安全威胁在人类生活中的“场景性”与“紧迫性”。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余潇枫认为，在生物安全领域，危险与机会同在，“占争”与“战争”竞合博弈，人类虽面对巨大挑战，但只要确立“和合主义”范式，实施“优态共存”与“和合共生”方略，就能够找到人与生物世界和谐共处的全新安全算法。

什么是生物安全？

生物安全是指国家有效防范和应对危险生物因子及相关因素威胁，生物技术能够稳定健康发展，人民生命健康和生态系统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威胁的状态，生物领域具备维护国家安全和持续发展的能力。

1、从安全的客体看，这一涵义表明了生物安全这一“场域”既涉及传统安全又涉及非传统安全，且考虑到了二者相互交织的可能性。

2、从安全的主体看，生物安全法中的首要安全行为主体是国家，突出强调国家在生物安全领域具备有效应对威胁、保障持续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

如何加强生物安全能力建设？

1、理念层面。树立“生物公民”与“生物公民权利”意识；确立人类与自然包括微生物世界的广义生态观；强化“生物国防”意识，构建生物领域的聚合体网络与协同型的“全域安全”体系。

2、法律层面。完善与生物安全法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积极履行国际公约，参与相关法律的制定，加快形成引领性的安全话语体系。

3、体制层面。完善生物安全法律相关体制；完善违法追究责任制；对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政府应予以表彰和奖励。

4、队伍层面。提升我国生物安全保障能力，积极打造生物安全执法队伍、生物科技人才队伍、生物安全教育培育队伍。

5、组织层面。加强社会组织动员，推进生物安全案例教育，普及生物安全法律法规和生物安全知识；加强教育培训演练；加强社会舆论监督。

6、国际合作层面。加强生物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中国还应积极参与生物安全国际规则的研究与制定。

生物威胁与“本体性恐惧”

人作为“灵性动物”从生物圈中演化而来，生物圈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生存前提。人不仅形成了与生物圈中动物的“种”不同的“类”特性，即区别于动物本质的先定性、自然性、相对固定性以及与生命个体的直接同一性，形成了人本质的后天生成性、自主自为性、动态性以及生命活动的自我否定性；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以来，人类还通过自身对环境的改造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地球的“地质特征”，进入了被科学家认识定义的“人类世”（Anthropocene）。该词来自“anthropo”（意为“人类”）和“cene”（源于希腊语“Kainos”，意为“新的”或“最近的”）的结合。

进入20世纪，“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得出结论，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由人类主导生态系统的世界，鉴于人类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的深远影响，甚至可以说地球已经从‘全新世’过渡到可以被称为人类世的一个新时代”，从一定意义上看，“人类世”促成了人类与自然耦合的“治理复合系统”的形成。

然而，现实的悖论是：一方面，“人类世”预示着人类的所作所为与生物圈中其他生物相区别的“不可一世”；另一方面，“人类世”又昭示着人类在否定生存环境的同时也在否定自身，且使自身在生物进攻面前变得“不堪一击”。随着这一概念被逐渐接受，“‘人类世’已不仅只是一个地理学上的概念”，而是表明“人类与自然之间‘现代’分离的真实性正在被打破，从而显现出一张彼此激烈的关系网”。生物世界的异在性表明，人类所处的生存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不可预见性、不易控性和危险扩散性。

全球化时代的生物安全威胁正在给人类带来因生存性焦虑而产生的“本体性恐惧”。本体性恐惧是本体性不安的极端状态，主要指“风险社会”所带来的“危机常态化”的生活现实，使现代人长期处在焦虑与挣扎之中的“本体不安”状态。

生物安全的场域类型

鉴于生物世界与人类社会之间关系的复合性与交织性，可运用“场域安全”的理论视角来分析生物安全威胁存在的基本场域类型。“场域安全是指与安全相关联的、具有特定活动性质的、没有危险或威胁的关系状态，它强调的安全不是一种单一的、线性的、局部的、纯技术的安全，而是复合的、非线性的、整体的、技术与价值混合的安全。”

从低政治到高政治的序列进行生物安全的场域类型划分，可将其划分为六大类型：生物疫情、生物实验、生物资源、生物入侵、生物战、生物恐怖。与生物疫情安全相关的主要内容有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等；与生物实验安全相关的主要内容有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应用，实验室生物安全的管理等；与生物资源安全相关的主要内容有：人类遗传资源与生物资源安全管理等；与生物入侵相关的主要内容有：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应对微生物耐药性等；与生物恐怖相关的主要内容有：防控防范各种类型的生物恐怖袭击等；与生物战相关的主要安全内容有：防御生物武器威胁，防止任何形式的生物战争等。对生物安全场域类型进行精准划分，有利于我们对生物安全进行深入研究，合理有效应对不同类别的生物安全威胁。

生物世界的不确定性及其带来的风险

1、微生物与“非传统占争”

“微生物政治学”（Microbialpolitik）相关研究证明：存在于地球数亿年的微生物对人类造成的巨大挑战和威胁是“非武”（非军事武力）的，微生物呈现的自然演化规律是经过无数次迭代、优化后的“安全算法”（SecurityAlgorithm）。因此，人类与微生物世界应表现为一种去掉“戈”的“占争”（occupationbutnowar）关系，即通过“占”有生存资源以“争”得其生长繁衍的最大可能。如果说微生物挑战人类的非传统安全本质是“占争”而非“战争”，那么人类就需要有与之应对的升级版理念。

《绿色政治思想》（）的作者安德鲁·多布森（AndrewDobson）强调，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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